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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4年4月22日，美国第37任总统理查德·米尔豪斯·尼克松因病去世。 弥留之际，他回忆起自己从政几十年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，这位美国前总统忍不住感慨万千。 作为首次打开中美关系大门、提出“尼克松主义”、将二战后的世界由两极推动至多极化发展的主要幕后推手，在大众的印象中，尼克松一直与中国保持着某种友善的关系。 让人无比意外的是，多年后当尼克松再次提起中国，他的态度却不再似从前那样热情坚定。 甚至，步入晚年的他，提起中美建交，还称自己很可能亲手创造出了一个“科学怪物”。
尼克松晚年为何会这样说呢？ 这要从20世纪70年代，那瞬息万变且影响深远的国际局势开始说起... 从水火不容到相互试探 二战之后朝鲜战争的爆发，无疑让中美两国成为了当之无愧的“头号冤家”。 从美国历届总统的从政风格也不难看出，对华采取强硬态度，是在20世纪六、七十年代之前，横行于美国政坛的绝对主旋律。 但1969年，尼克松入主美国白宫后，这种敌对关系才迎来了缓和的时机。 与尼克松初高中同学对其“爱好和平”的评价不同，早年间的尼克松为了最大可能巩固自身利益，所奉行的从政法则中，并不包括“亲华”这一主题。 恰恰相反，这位从无数竞选中成长起来的职业律师，尤以擅长攻击共产主义而闻名。
1950年，在被问及是否同意中国加入联合国时，正准备竞选参议员的尼克松毫不犹豫地表明态度：不同意。 在当时的美国政体宇宙中，想要尽可能地向上攀爬，搞清楚大环境下的民意所向就是关键，而尼克松特有的敏感与果决，无疑让他占尽了先天优势。 不过很快，一路爬升到副总统位置的尼克松，便发现了对华强硬态度背后的极大漏洞。 随着对外政务活动的增多，“对华强硬”——这个曾经被尼克松奉为金科玉律的“绝对意识形态化”工具，也渐渐暴露出了其外强中干的脆弱本质。 或许是看到了纵横变化的国际局势，与中国不容忽视的发展速度，走马上任后的尼克松，开始松口有关中美关系的坚决态度： “在这个世界中任何一个民族，无论其大小，都不会生活在快快不乐的孤立之中。” 在尼克松的就职演讲中，他一改历任总统的统一路径，开始试图打破与中国存在已久的冷战壁垒。 对于彼时尚且处于“孤立潮流”中的美国舆论而言，向来奉行强硬对华态度的尼克松这一表态，无疑是精准踩在群众雷点上的逆风之举。 面对纷至沓来的不满意见，尼克松却表现得清醒淡定。 不同于民众的信息茧房，跳出国内视角局限性的尼克松，更清楚在20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美国霸权主义已经进入终末期的残酷现实。
想要最大程度保护国家利益，及时改变立场风向、团结国际优质盟友，才是彼时的重中之重。 1970年，尼克松继放出“不孤立中国”这一对华主动信号后，在对外国事访问上第一次称呼中国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，再一次释放了对华友好信号。 次年4月，在向国会提交的外交政策报告中，尼克松宣布，解除贸易禁令，放宽对新中国的货币及航运管制。 这一决定，无疑成为了中美关系解冻的先发讯号。 而另一边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袖们，也在积极推进着与美方的破冰事宜。 1970年8月，中方就向美国著名记者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、《红星照照中国》的作者埃德加·斯诺发出橄榄枝，邀请其前往国内访问，希望通过他来向尼克松释放友好信息。
回国之后，埃德加·斯诺将所见所闻整理成文字材料，发表在《生活》周刊上，文章内容中隐藏着的中方友好信息，一时间在美国政客圈泛起了波澜。 美国总统尼克松，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一试探信号。 为了平衡国内舆论，保险起见，尼克松先是委派基辛格秘密访华，在得到确认信号后，才最终敲定，踏上了前往中国的飞机。 由于抱有相同的发展立场，在中美代表见面的过程中，双方的氛围一直都较为和谐。
一方面，毛泽东深厚的个人魅力与强大的政治家风度，让尼克松肃然起敬；另一方面，中国由于放下了反帝的立场，表现出友好的态度，也让尼克松改变了从前的刻板印象。 1972年，几番探讨之后，凝结着两方心血与努力的《上海公报》（又称中美联合公报》）震撼问世。 作为象征两国建交的重要文件，《上海公报》一反普通文件的规矩约束，跳出了中美长期以来的认知差异，在达成一致意见的同时，也为双方保留了阐述各自立场的空间。 虽然没能彻底解决盘亘在中美两方中间的历史矛盾与问题，但作为一份跨时代的访华成果，《上海公报》还是奠定了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，变相宣告两国建交。
无论是对于彼时百废待兴、急需引进先进科技的中方，还是对处于内忧外患之间、国内外矛盾风起云涌的美方而言，建交之举，都是一场利大于弊的完美博弈... “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，是改变世界的一周！” 结束访问后，尼克松曾在临行前激动地表达自己对双方未来的无限期许。 但当时他怎么也无法预料到的是，这个发展中国家，后来竟会如此出乎他的意料... 新中国正在崛起 对中国而言，《上海公报》的横空出世，无疑宣告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“封锁”被解除。 中国彼时推翻压制在头上的“三座大山”刚刚30年，战火硝烟对中国发展的停滞性影响，使得年轻的新中国迫切地需要突破封锁、求得发展。 作为依靠霸权主义横行西方的龙头国——美国，其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态度。 而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“破冰”，除了为中国带来更稳固的国际关系外，更为密切的经济往来也是尤为重要的有利因素。
而从宣布新中国成立之日起，中国就在不遗余力地争取一切机会，只为与世界经济同频共振。 所以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与美国的初步建交，就是新中国踏入世界舞台的第一步。 尼克松宣布解除贸易禁令后，通往中国的国际航运船只与日俱增，在带来可观的贸易外交的同时，也将西方世界独有的新型技术不断传入中国。 这对于当时尚且处于科技低谷的中国而言，无疑是解决发展限制的第一把钥匙。 改革开放后，随着中国国际声望的增长，留学生的数量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。 通过将国内先进人才输送到国外学习交流的机会，中国的科技实力也迎来了真正发展的第二春。 从建国初期的中科院、全国科学技术普及技术协会，再到国防科技管理机构的正式成立，新中国的科技体制也正在摸索中一步一步地完善。 在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欣欣显荣的大好场面时，领导人也没有忘记危机意识：没有足够的科技人才支撑，人口红利褪去时，经济发展必然迎来颓势。 想要真正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，甚至与美国并肩而立，科技创新势在必行。 不断涌出的新鲜科技人才，就是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与否的根本保证。 抢在国际局势尚未大定之前，中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航空航天科技、对外重工武器等优势资源。 “两弹一星”、“籼型杂交水稻”“神舟一号航天飞船”的相继出现，都是自身国力的无声证明。
但同时，中国国力的极快速飞跃，也让美国的危机感愈发严重... 随着对外贸易的多层次展开，占据地大物博先天优势的人口大国，逐渐成为了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。 再加上平等互利的外交政策，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“破冰”，成为后者稳定优质的长期客户。 从1980-2000年，被称为“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”的中国，就已经发展出钢铁、汽车、家电等7类居全球第一的行业，总人力资本由17.6%跃升至24%。 花20年的时间实现翻倍增长，如此发展速度，无疑将花费60年才实现翻番的美国大步超越，远远甩在身后。 “21世纪的中国可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。”
20世纪末，旁观中美建交后中国的种种历史性跨越，尼克松就曾无不感慨地表示，中国已得到他最高程度的重视。 从不足一提到如坐针毡，尼克松态度的转变，也从侧面印证了建交以来中国在科学领域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。 而真正导致其对华态度出现前后强烈反差的，其实远远不止后者科学领域方面的突飞猛进... 尼克松前后态度转变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，被问起对中国的印象时，尼克松曾坦言，中国，是一个潜在力量远远超过现实力量的国家。 在一向高傲的美国总统中，尼克松的发言，无疑将他的立场指向了“亲华派”。 但仔细留心便会发现，早年间的尼克松，对中国的印象远远谈不上友好。
而这一切背后的原因，只因为要树立起自己“反共斗士”的形象，壮大声誉，以便爬上更高的政治位置。 直到步入20世纪60年代，国际舞台上美苏格局受到冲击，尼克松的“中国观”才开始发生变化。 在此之前，奉行霸权主义的美国，早已习惯了与苏联各居一地的两方争霸局面。 但随着“第三世界”的不断崛起，以及苏联发展态势的逐步迅猛，面对露出雏形的世界多极化趋势，时任美国领导人的尼克松敏锐的感觉到了不安全感。 漫长的对外战争不仅严重拖垮了国内经济，更让受伤颇重的美国民众强烈反抗。 想要在继续与苏方周旋的前提下及时遏制对外战争的不利影响，寻找另一个占据影响力地位的盟友就至关重要。
中国，也因此而进入尼克松视线。 1964年，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顺利炸响，震惊围观的世界各国。 短短26个月过后，爆炸当量相当于330万吨级的氢弹也发射成功，这让西方社会陷入“恐慌”当中。 从第一颗原子弹发射成功，到氢弹爆炸效果完全印证理论设计，处于科技起步阶段的中国，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。 作为从工业时代进化而来的“先进国家”，美国“两弹”的研发间隔，也有七年零四个月之久。 对于刚刚步入科技发展阶段的新中国而言，世界最短“两弹”研究周期记录的刷新，足以证明其背后涌动的潜在实力。 再加上中国对“第三世界”国家——越南的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，让美国不受控制地深陷对外战争泥潭，这样内忧外患的国际形势下，尼克松的“中国观”发生了质变。 慎重思考过后，尼克松决定，向一直以来处于冷战状态的中国伸出友好之手，以此来缓解失控的国际双边局势，以及逐渐吃力的对外战场。 但让他无法预料到的是，当初这个权衡之下的“中美建交”，竟为后者织就了完美的嫁衣，甚至能借此来实现与其近乎平起平坐的反向逆袭。
宣布两国“破冰”后，还在观望状态的西方各国，迅速与美国统一战线，逐步展开了与中国从政治到经济的频繁接触。 借着西方主义伸出橄榄枝的东风，中国连同“第三世界”，不断汲取所需营养，迅速完成了蜕变。 甚至，在重新拿回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，这个曾经的“盟友”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重塑，坚定不移的走在了争取自身利益的康庄大道上。 从长远角度来看，尼克松的建交之举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世界大环境下的尴尬局面，但也留给了中国快速发展自身的突破口。 等发觉局势再次失控之后，除去一味反思自己的“中国观”是否存在过度乐观的情况之外，留给美国的选择，只能是再次剖析国际利益，重新审视这个“科学怪物”。 结语 从敌对走向缓和，尼克松固然是打破中美冷战局面的关键推动者，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了至关重要的贡献。 但归根到底，尼克松主义的“中国观”，也仍是建立在审视本国整体国际利益前提下的明智之举。 无论是前期的剑拔弩张，还是后期的毁誉参半，与其说中美两国的关系扑朔迷离，不如将视线集中藏于其后的根本原因上。 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从尼克松态度的前后转变，我们不难看出，对于大国外交而言，国际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衡量标准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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